苦难的青春岁月 执著的人生信念——再读竹林《(4)

“我的生活和写作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而且脚步艰难而沉重。但我不遗憾,不尤人。生活常常因为是有了苦涩,才能品尝出甜味。”[2]2008年竹林创作出版了“人间大爱系列”:《净土在人间》《挚爱在人间》《天堂在人间》,《净土在人间》展示了慈济人和证严法师的奉献精神和博爱哲学,讴歌的是人间博爱;《挚爱在人间》抒写的是亲情挚爱;《天堂在人间》表现的是人性真爱,作者以优美抒情的笔触,表达了将清净无染的人间大爱当作生活中的理想和追求的希冀。在竹林眼里,生活中的一切,都源自一个“爱”字,爱是人性中最美丽的风景。在谈到创作“人间大爱系列”作品的主旨时,她说道:“有一句话我特别想告诉你,是创建台湾佛教基金会的证严法师说的‘普天之下,没有我不爱的人;普天之下,没有我不信的人;普天之下,没有我不能原谅的人’。这就是她所提倡的著名的‘普天三无’,这是至高无上的大爱境界。我知道这境界是难以企及的,但我还是要尽自己的努力一点点攀缘,就在这攀缘的过程中我对生命的感受,我对爱的理解跟过去不一样了,我的精神有了升华,我不再去关心个人的名利,连已经写了一半的长篇也放下了。我想有一个新的起跑线,我希望自己的作品会有更强的向上向善的力量。”

“不知是我选择了竹林这个艺术符号,还是竹林这个艺术符号选择了我。不过,能在旷野的贫瘠中生长的竹子,无疑是顽强生命力的象征——它既能挺拔地傲立,也能柔韧地弯曲,尤其是还能在最艰难困苦、濒临绝境时开花结果。我十分崇敬这种根植于贫瘠中的植物。我愿意永远默默地耕耘,永不艳羡灿烂的花期。”竹林的这段对笔名的自解或许为我们开启了走近、触摸她心灵世界的一扇门。众所周知,文学的主要功能就是温暖人心、净化心灵,竹林的作品从《生活的路》到《灵魂有影子》这数百万言,没有一部不是在呼唤人类的良知和爱心的。

竹林一直独立于喧嚣浮躁的潮流之外,用她不倦的笔倾诉着对核心价值的呵护与坚守,以真情实感书写苦难与博爱,向我们昭示了一种可贵的精神追求和创作态度,在物欲横流不断追求奢华的当下商品社会,似乎显得“不合时宜”。而我认为,这也正是她弥足珍贵之处。这样一个甘于寂寞、坚守清寒、充满爱心的作家是不应该被冷落的,她的作品是值得更多的研读与思考的。

与大多数成名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知青作家一样,上海女知青竹林（原名王祖铃）以长篇小说《生活的路》走上文坛,小说以其深切而独特的经验和感悟展现了知青一代的精神风貌和心灵轨迹,以强烈的批判姿态揭示了十年浩劫给青年一代带来的巨大灾难和心灵重创:那场关涉千家万户、声势浩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给满腔激情的一代青年带来的是:青春的蹉跎、理想的破灭、信念被埋葬、心灵被扭曲——悲剧性人生一幕一幕地上演,它影响、改变了整整一代乃至几代人的生活道路。作品发表后轰动一时,作者得到茅盾、冰心等文坛巨匠的鼓励和支持,被誉为“知青文学第一人”。小说与卢新华的《伤痕》、刘心武的《班主任》、郑义的《枫》、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孙颙的《冬》一起掀开了“伤痕文学”悲怆的一页,苦难的历程和对苦难的回忆与思考牵引着这代青年走上文学之路,作为亲历者、参与者、见证者,他们携着自己的人生体验从几百万知青中脱颖而出,成为这代人的代言人,也为新时期知青文学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竹林是上海人,在安徽凤阳当过六年知青,从安徽回上海后,竹林没有驻足于繁华都市,从 1980年始在上海近郊生活。远离城市的喧嚣与嘈杂,远离名利的诱惑,坚守清静平淡,在宁静中沉思、遐想、爆发,领略着人生百味,多年来在文学园地里默默耕耘,不懈追求,不断超越。竹林温和柔婉、不事张扬、甘于寂寞,有人称她为上海作协的“异数”、“传奇”,她的创作体现出许多作家不具有的扎实与厚重,因而卓尔不群、风格独特。纵观竹林三十年的文学创作,她的作品不乏深邃的笔触、饱满的情感、鲜明的爱憎,但最突出的是面对文学的众声喧哗、面对文坛新潮迭起时始终如一的文学信念与追求:直面人生的创作态度、对生命的珍惜和对生存价值的追求、诗化的叙述以及与之相呼应的舒缓、顺和与悠长的精神气韵。一、直面荒诞人生 发掘世态美好回望刚刚走过的二十世纪:知青文学呈现的那些峥嵘岁月已然成为一段历史,知青文学的艺术画廊也似乎日渐暗淡模糊,时光的流逝使知青文学渐行渐远。但关注历史,回顾历史,就等于关注现实,也等于关注我们自己,并能吸取教训并从中吸取力量。面对日渐遥远的知青文学,需要探讨的话题和言说的空间远未完结。谈竹林,就不能不谈她的知青小说。上山下乡,扎根边疆,这一知青集体记忆,竹林表现出与其他知青作家们不尽相同的描述:不同于梁晓声英雄主义的激情奔涌,不同于史铁生美好温馨的眷恋回味、也有别于张承志的理想主义的痴迷咏叹,竹林则以更为真实直率的姿态展示“真实的赤裸的人生和它的搏战”[1]。在长篇小说《生活的路》中,作者塑造了知识青年张梁和谭娟娟这两个在洪阳县为了追求理想经历生死磨难的悲剧形象,以此表达了作者对知青运动的鲜明态度。作者以第三者的客观视角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人物之间的性格冲突去突出人物的内心世界,通过主人公谭娟娟人生际遇的展示,鞭挞了对知青无情残害的恶势力代表崔海赢,毫不掩饰的凸现了“文革”和“上山下乡”给知青一代带来的苦难,呈现出与大多数“伤痕文学”作品大致相同的主题。《生活的路》是竹林的第一部长篇,在故事情节的设置,人物性格的展示、人物形象的塑造、作品主题的挖掘等方面都尚有稚嫩、疏漏之处,但清新的叙述风格,流畅的情韵,真挚的感情,对美好事物被毁灭抱有的切肤之痛,对善良、正义的热切追求,均能深深地吸引、打动着读者。六年的知青生活,使作者对农村生活有切实感受,对普通农民怀着真挚的爱,也正是基于这种朴实的感情,作者才能以有血有肉的文字揭示普通农民解放三十年后的悲痛遭遇,作品呈现出“烟火味”的鲜活魅力。较之于《伤痕》《在小河那边》的“大团圆”式结局,《生活的路》对女主人公谭娟娟的故事结局和悲剧处理,在当时一些长篇小说中是较为独特的,谭娟娟最后不是走投无路的寻死,而是精神恍惚的赴水,这是一场人间悲剧,是我们社会中残存的封建思想、特权思想等恶势力迫害下的悲剧,然而也是女主人公精神崩溃的悲剧,悲剧的酿成既有社会因素,又有本身的弱点,这就使得她的悲剧结局显得更合情理。读者揪心、扼腕、同情之余,也会引发更深层、更深刻的思考。这种直面苦难的创作态度,形成了小说的总体艺术构思,也影响着小说的总体艺术面貌,小说既真正忠实于生活,又显出一定的思想深度,这是那些歌舞升平的颂扬乃至谄媚文学无可比拟的。由此可见,《生活的路》的价值和影响,绝不仅仅在文学艺术方面,因而它被载入中国当代文学史,这也是时隔三十年再读的意义所在。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竹林辛勤地在文学园地里耕耘,1973年发表短篇小说《万全店》,但 1979年《生活的路》才真正开启了竹林的文学之路,此后《苦楝树》（1985年）、《女巫》（1993年）、《挚爱在人间 》（1994年）、《女性— —人》（台湾版名《呜咽的澜沧江》1995年）——,作者迅速成长。进入新世纪,竹林将目光投向儿童、青少年,创作了一系列“儿童文学”、“青春文学”作品。先后发表七部长篇小说,十部中篇小说,两部短篇小说,共约四百多方字,可谓收获丰硕。她的作品已引起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以及台湾现代文学研究者的关注。虽然竹林笔下也有儿童、青少年的身影,颇有意味的是作者写得最多的却是农村的人物生活（知青、农民）,这的确是一段无法绕开也不能回避的岁月。在她的创作中,尽管有发展、有变化,但她恪守的创作原则、审美取向却是始终如一的,那就是真实的揭示,真心的感受,真诚的投入,这也是一个真正艺术家的最根本的品格。竹林在长期的写作实践中树立了坚实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想,她认为,登高固然可以望远,但事实上,唯有堕落在最底的深谷,才能洞察生活的底蕴。为此她放弃城市的优裕生活,心甘情愿地又来到农村,将自己深情的目光和灵动的笔触瞄准了留给她苦痛记忆的乡村和那里的人们。无论是对曾经坎坷的诉说还是江南农村的生态描写,无论是人物命运的展示还是人间真情的书写,作者都力求钩沉出一种富有特色的真实的时代生活氛围。竹林饱尝了生活的磨难,但苦难并没有磨灭她拥抱生活的热情,更没有消损她的责任感和爱心。她没有沉溺于对自身人身磨难含泪带血的泣诉、对惨痛伤口的舔舐,从袒露伤痛到凝神感悟,从埋葬自我到发掘自我其间经历了十年的淬炼。历经生活的艰涩、磨砺之后的竹林,变得深沉而宽厚了,回望曾经的苦难,她多了沉淀和思考。她说:一切荒谬我都可以理解,一切卑下我都可以宽容。开掘生活的美好、感受人间的温暖、实现自身的价值成为竹林走上文坛不变的精神旨求。“我和我年轻的同志和朋友们,就是在这样的大海里搏斗和前进。我们开始真切地体会到了我们社会制度中优越的和好的东西,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美的成分享受着人生的温暖和希望的阳光;但与此同时,由于‘四害’的肆虐和作祟,我们也经历了只有在这段历史时期才有的思想上的混乱——也是在这样的生活道路上,我们开始学会了爱与恨。”（《生活的路》后记）正是年轻而且抱有对生活的爱,“如果能以自己的笔再现出一代人的失落,以丰盈充实未来更广大的人生,那么生命的极乐意义也会迂回到她身上的”。这份面对人类恒在的忧患困顿痛苦,面对自身人生不顺所流淌出来的哀婉和豁达让人着迷、令人动容;而这种感悟与胸怀无疑让我们向竹林走近了一步。二、关注女性命运 拷问人生价值一个城市青年长期居住在农村,坚持创作,把自己的青春献给文学事业,这是说起来做起来都不轻松的事儿。六年的知青时光虽算不上漫长,但竹林不时闪回、徘徊、流连的目光让读者体会到什么叫刻骨铭心、什么是终生难忘。在那大部分作品是叙写自己熟悉的知青生活,熟悉的中国农村。她的这些作品,向人们展现了各种各样（可敬、可爱、可怜、可憎）的人物命运。特别是她透择了女性的命运,作为自已进入生活并观察人生、社会和历史的独特视角,写她们对旧的封建主义传统势力的不屈、对爱情、婚姻及人性的追求和思考,写她们在各自不幸的人生之路上,强烈地呼唤一个充满人类之爱的世界。稍加注意,我们不难发现。竹林走上文坛以来的作品始终围绕女性,在她的作品中有命运悲惨令人痛心的谭娟娟、有与命运抗争、沉浮其中的陈莲莲、敏感倔强的林男（《挚爱在人间》）、也有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村妇女银宝（《女巫》）——竹林始终以深情的目光关注着她们的成长、命运。如果说《生活的路》最初的轰动与影响仅仅是竹林知青生活的懵懂艺术写照,那么《女性——人》《女巫》的写作则是作者有意识得主动选择,作品的性别特征和写作姿态、对女性自身命运的审视与探究、对女性内心世界细腻丰满的刻画、日渐凸显的女性意识、始终不懈的探索精神,使得这两部作品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独特而重要的女性主义作品。竹林的知青题材和农村题材的作品,能深切感受到一种与同时代作家作品较为一致的悲剧氛围,同时又能感受到透过女知青的眼光与独特视角呈现出的细腻与敏感,感觉到女作家内心的搏击和心灵的震颤。这种悲剧色彩,是作家根植于生活的底层获取的观察体验,是作者血色生命的延展和苦难人生的折射,也是她个人内心世界的独白,更是特殊人生百态的流露,作品因此浸透了悲苦意识。从《生活的路》的谭娟娟到《女性——人》的陈莲莲,虽历经十年,女性尤其少女的心灵轨迹和命运际遇一直是竹林关注的焦点,她笔下的女性真诚、善良、明净剔透、未阅人事,她们对生活的热爱对生活的执著,对命运的抗争呈现出大致相同的性格特质,但这种题材和人物形象的折返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如果说《生活的路》是直接描写和反映上山下乡知青遭遇的真实篇章,那么《呜咽的澜沧江》则是作家用历史的哲学的目光去分析和批判这场运动的本质。小说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群来自北京和上海等地的知青（龚献、孙耀庭、何事隐、李凯元）,在“极左”思潮的驱使下,来到中国西南边陲西双版纳,在那里建立农场种植橡胶,并以军队编制进行组织管理,接受思想改造。作品站在历史的高度,全方位、立体地展现了一代知青在人生价值的追求中,从盲从狂热到失落迷惘;从彷徨痛苦到反思追求的蜕变过程,反映了从上山下乡到“文化大革命”,直至改革开放这段观念形态激烈变化时期的深刻的历史内涵和真实的社会生活图景。作者思索、探讨并试图解答诸如人的本体、人存在的理由、人间之爱和人的尊严等人类终极性问题,这种对人生、对社会、对民族历史的关切与思考,对一位历经生活磨难而依然痴心不改的作家尤其难能可贵。无怪乎评论家称颂《呜咽的澜沧江》是一部当代中国青年追寻人生价值的壮丽诗篇,是思想上的一座丰碑,是一部难得的精品力作。“而作为一个作家,我对知青问题的认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逐渐深入的。如果说当时我写《生活的路》只是想到要为知青们讲一些真话,让社会了解他们的不幸遭遇和思想苦闷的话,那么,我的第二部知青小说《呜咽的澜沧江》,则已是反映这一代人对那段生活的思考及对人生价值和理想的追寻了。作为文学创作,同一个历史事件和生活,随着时代的前进,作家总可以站在新的高度,对它进行哲学的解析和认知,赋予它新的思想内涵和价值观。”[2]从《生活的路》到《女性——人》《挚爱在人间 》,竹林在艺术上勇于探索并不断成熟,对人物命运的思考由线性思维发展为多向思维,题材的选择依然执著于知青生涯,这段“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的知青岁月已经成为无法抛掷的心灵之痛和创作之源。在《生活的路》中作者将造成主人公惨痛的人生的原因全部归结为当时的政治运动,归结为当权者的淫威和暴行,在《女性——人》中,写的同样是知青、同为女性、同样面对权势与淫威,作者没有简单诠释主人公莲莲令人心碎的命运,作品虽依然执著于知青生活,但较之于《生活的路》思想深度和艺术表现的相对“幼稚和粗糙”[3],《女性——人》的视角高远开阔了许多,作品引发的思索也远远超出知青生活的范围,因为她提出了一个更有意义和价值的问题:在中国社会,女性到底处于怎样的位置?女性应该如何获得幸福?三、坚守创作理念 体现大爱情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作为有志青年的竹林,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和新生活的期盼,随时代的洪流踏上了上山下乡的道路,从繁花似锦的大上海来到了凤阳一个偏远的山村,亲身感应到时代的脉搏,无边的苦愁、无援的孤寂也随之相伴,生活的路和文学之旅由此起步。纵观竹林的创作道路,我们会发现,她的作品总是紧扣时代的脉搏,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与此同时,她的作品一直闪烁着动人的人间挚爱、人情之美,不断叙写人与人的温暖,呼吁人类良知,表现出对自己的文化,对乡村的现实、困境及心灵需求深入的思考与深切的关注了,面对潮起潮落的多元艺术形式,竹林总能按照自己的艺术理想创作,这也形成竹林从容淡定、清新内敛独树一帜的艺术品格。在三十年的文学创作中,竹林佳作迭出,不断给读者带来惊喜。1998年出版的儿童文学作品《流血的太阳》（《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和《竹林村的孩子们》（《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深受读者好评;2005年初春,她的“新科技探秘小说系列”《今日出门昨夜归》和《灵魂有影子》出版了,评论家对这两部作品评价极高:一致认为具有深刻厚重的思想内涵,开创了青春文学的新的艺术形式,突破了当前青春文学的轻薄姿态,展示出阳刚大气,给校园文学注入了一股清新气息,起到开拓性的作用。竹林在文坛上可谓“多面手”。从最初的《生活的路》到人间大爱系列,竹林呕心沥血了四百多万字,这数百万言,没有一部不是在呼唤人类的良知和爱心的。从知青文学写到儿童文学,又写到青春文学,她始终坚持现实主义方向,坚持作家要有社会责任感、作品应该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高尚艺术品位影响和引导读者,而不是迎合读者的趣味,大爱精神和人性光芒的成为竹林作品反复吟唱的主题。早在 90年代,文坛夙将萧乾赞扬竹林“既有才华又刻苦勤奋——而且安于寂寞”,《女性——人》竹林借男主人公龚献之口阐释了对人生意义的思考与认同“真正的人生应该不断地寻求,不断地充实和自我完善;人与人应该相亲相爱,应该为理想而奋斗。”“共产主义就是为了要人回复到人”,作者对于人类的尊严、互信、友爱表现出感人肺腑的饥渴和向往。“现今不少人认为现实主义已经陈旧了,老土了,纷纷学习模仿西方的某些另类的艺术手法,以此为时髦;不少评论者也一致拍掌叫好;但如果热衷于去描写那些脱离现实生活的虚无缥缈的东西,或展览一些鸡毛蒜皮,而没有作者自己的思想和灵魂,我就不知道它们在热闹红火过后还会有多少社会和艺术价值。”[2]“我的生活和写作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而且脚步艰难而沉重。但我不遗憾,不尤人。生活常常因为是有了苦涩,才能品尝出甜味。”[2]2008年竹林创作出版了“人间大爱系列”:《净土在人间》《挚爱在人间》《天堂在人间》,《净土在人间》展示了慈济人和证严法师的奉献精神和博爱哲学,讴歌的是人间博爱;《挚爱在人间》抒写的是亲情挚爱;《天堂在人间》表现的是人性真爱,作者以优美抒情的笔触,表达了将清净无染的人间大爱当作生活中的理想和追求的希冀。在竹林眼里,生活中的一切,都源自一个“爱”字,爱是人性中最美丽的风景。在谈到创作“人间大爱系列”作品的主旨时,她说道:“有一句话我特别想告诉你,是创建台湾佛教基金会的证严法师说的‘普天之下,没有我不爱的人;普天之下,没有我不信的人;普天之下,没有我不能原谅的人’。这就是她所提倡的著名的‘普天三无’,这是至高无上的大爱境界。我知道这境界是难以企及的,但我还是要尽自己的努力一点点攀缘,就在这攀缘的过程中我对生命的感受,我对爱的理解跟过去不一样了,我的精神有了升华,我不再去关心个人的名利,连已经写了一半的长篇也放下了。我想有一个新的起跑线,我希望自己的作品会有更强的向上向善的力量。”“不知是我选择了竹林这个艺术符号,还是竹林这个艺术符号选择了我。不过,能在旷野的贫瘠中生长的竹子,无疑是顽强生命力的象征——它既能挺拔地傲立,也能柔韧地弯曲,尤其是还能在最艰难困苦、濒临绝境时开花结果。我十分崇敬这种根植于贫瘠中的植物。我愿意永远默默地耕耘,永不艳羡灿烂的花期。”竹林的这段对笔名的自解或许为我们开启了走近、触摸她心灵世界的一扇门。众所周知,文学的主要功能就是温暖人心、净化心灵,竹林的作品从《生活的路》到《灵魂有影子》这数百万言,没有一部不是在呼唤人类的良知和爱心的。竹林一直独立于喧嚣浮躁的潮流之外,用她不倦的笔倾诉着对核心价值的呵护与坚守,以真情实感书写苦难与博爱,向我们昭示了一种可贵的精神追求和创作态度,在物欲横流不断追求奢华的当下商品社会,似乎显得“不合时宜”。而我认为,这也正是她弥足珍贵之处。这样一个甘于寂寞、坚守清寒、充满爱心的作家是不应该被冷落的,她的作品是值得更多的研读与思考的。【参考文献】[1]胡风.人与文化[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竹林.杂谈我怎样写《生活的路》[J].语文教学通讯,1980（10）.[3]许道军.生活的路和创作的路——访作家竹林[N].文汇读书周报,2008-10-06.[4]竹林.《生活的路》是如何走出来的[N].解放日报,2008-10-29.[5]竹林.生活的路[M].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6]竹林.呜咽的澜沧江[M].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95.[7]竹林.女巫[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8]竹林.挚爱在人间[M].华夏出版社,1994.[9]竹林.净土在人间、挚爱在人间、天堂在人间（人间大爱系列）[M].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8.[9]丘峰.《挚爱在人间》:竹林创作的新意象[J].理论与创作,19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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