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疫一代与中国未来后的集体记忆与青春力量

1993年，一篇《夏令营中的较量》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中国“80后”从此背上了一个沉重的标签——“被溺爱的一代”。他们是实行计划生育后的第一代独生子女，赶上了改革开放带来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也被称为“垮掉的一代”“自私的一代”。

直到15年后的2008年，他们才摘掉这个标签，让世界刮目相看。因为在这一年，“80后”自觉地担当起了时代赋予的重任，展现出这一代人的风采。社会开始重新审视这一代人的面貌，他们也拥有了新的称谓——“鸟巢一代”“汶川一代”。

一代人社会化的过程总会被贴上许多标签，如今的“90后”也曾被广为诟病，被称为“非主流的一代”“脑残的一代”。新冠疫情的暴发，给了“90后”一个机会，向世人展示他们的成长和光彩。他们的身影出现在疫区的各个角落：护理病人、搬运物资、维持秩序……他们的爱心播撒到人们心间：在社区中送货，摆渡城市，不顾安危；在勇敢中穿行，抢救病人，不知疲倦……

这一刻，我们才真正意识到：2003年春天的那场“非典”疫情，大家都在奋力守护的“90后”，在17年后另一场疫情汹涌来袭时已经长大，他们卸下稚嫩与娇惯，换上勇敢和担当，他们挺身而出、逆行而上，成为抗疫一线的先锋队和主力军。如果说2008年是“80后”的元年，那么2020年则是“90后”的元年，一张张青春的面孔让中国为之骄傲,让世界为之震动——“战疫一代”正在崛起!

“90后”的集体记忆

尽管有人说苦难是人生的财富，逆境是成功的阶梯，但是没有人心甘情愿经历苦难和逆境。可一旦经历，也有其独特价值。历史无数次地证明，苦难是一个民族最持久的记忆，而对于一代人而言，眼泪亦是成长路上最丰厚的滋养。重大历史事件在造就一代青年的同时，也必然给这代青年烙上深深的印记，新冠肺炎疫情也将成为“90后”的集体记忆。

让我们把时光往前倒推100年。在1920年代，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提出社会和政治事件通过对一代人性格形成时期的影响进而形塑世代，他的理论讨论了世代和社会记忆的关系。与此同时，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也提出了集体记忆理论。集体记忆区别于个人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定格于过去，却由当下所限定，并规约未来。集体记忆理论充实了涂尔干关于“集体欢腾”的理论，正是集体记忆填充和维持着欢腾时期和日常时期之间的空白。

集体记忆直接的功能是群体经验和教训的累积。集体记忆为群体提供了相对平稳、可靠的生活策略、成功智慧和苦难借鉴。后世之所以能够站在先辈的肩膀上，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先辈把有关生之艰辛的记忆，当做思想遗产传承下去。所谓“多难兴邦”，对苦难体验的普遍共享，一直是人类社会反思自身行为、提升治理能力的潜在动力。以此设想，相信经过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洗礼，责任、担当、使命这些原本离“90后”有些遥远的概念也将日益深入其心，在他们的心底生根发芽，成为当代青年的精神内核和生活方式，激发起一代青年在未来人生道路上的爱国热情和奋斗精神。

当然，此次疫情带给“90后”的集体记忆远不止这些，新冠病毒肆虐时间之长，影响范围之广，世所罕见，定会在很多方面对价值观正在形成期的一代青年造成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经此一疫，“90后”中的很多人开始重新思考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以及个体与集体的责任，疫情本身就是人类相互依存的证明，它好似一面镜子，照出不同治理模式的优劣以及生活在其中的真实体验。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认为，共同体的核心价值在于为个体提供亲密关系、安全庇护、确定性秩序和信任资产，但同时也会限制个体自我建构以及自我决定的自由。传统共同体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个体过度依附共同体而丧失了自由。现代社会充满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人们又泛起了重返共同体的乡愁。因此，重建共同体的最大困境就是如何平衡自由与安全的关系。“确定性总是要求牺牲自由，而自由又只有以确定性为代价才能扩大。”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使得“90后”开始在全新的意义上重新审视既有的对国家共同体的认知，以及国家共同体对于个人的意义，而这些，都是其他体验无法带给他们的宝贵集体记忆。

从另一个角度看，集体记忆是建构的，是强有力的意义制造工具。集体记忆体现了群体深层的价值取向和情感归宿，对于群体的凝聚和遗产的延续具有重要作用。集体记忆是群体共享的符号体系，承载着群体成员认知倾向和价值框架，影响着群体及其成员对当下事物的态度取向，也是构建认同的核心代码。简而言之，被记住的即是被认同的，记住过去意味着与那些有共同经历的人构成特定的社会关系。因此，虽然灾难的经历是痛苦且短暂的，但集体记忆将促使身处其中的人们形成弥足珍贵的共同体验，建立起身份认同，并不断强化其参与动机。

文章来源：《青春岁月》 网址: http://www.qcsyzzs.cn/qikandaodu/2021/0301/89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