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云山高珠江水长记中山大学校歌校徽的修改和(2)

在这一段时间，学校的中层干部，包括仍留在新中山大学工作的原岭南大学师友，也常提及岭南大学的校歌。到1988年，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成立，学院的院歌，用的就是《岭南大学校歌》。这一来，如何创作中山大学的校歌、制定校徽，便逐渐被提到日程上来。

1991年，曾汉民教授接任中山大学校长。为筹备1994年校庆70周年纪念活动，学校领导决定制定中山大学校歌、校徽、校旗，以及研究校训的安置地点。为此，学校在1993年秋天组织了几位了解中山大学的老教授开会，研究如何处理上述几项事宜。

记得那时天气尚暖，有一天，我忽然接到校长办公室的通知，要我上午九时到英东体育馆的贵宾室开会。当时，我还不晓得体育馆还有贵宾室，找了半天，原来它设在体育馆侧小楼的楼上。进门一看，与会者都到了。在座的有刘嵘教授、夏书章教授、何肇发教授、王宗炎教授、李锦全教授、校长办公室黄淑伟主任，加上我一共七人。教授中，除比我大几岁、常被我戏称为“李锦记”的李锦全师兄外，其他几位全是老中山大学的文科老教授，也全是我的老师辈，刘嵘、夏书章两位教授还各给我上过一个学期的课哩！我赶紧坐下，回头一看，原来还有校办副主任张文彪在一旁帮助张罗。

会议由黄淑伟主持，他简略介绍了校长的想法，然后请教授们发表意见。由于有了思想准备，大家也畅所欲言。

关于校训的问题，比较容易解决。有老师说，孙中山所题的校训，语出《礼记》，原句是“博学之，审问之……”几句都有“之”字，有些兄弟院校，便采用《礼记》原句为校训。但我们一致认为，中山先生当时只写了十个字，都不带“之”字，不必更动。大家又决定，现在学校以南校门为正门（不同于岭南大学以北门为正门），因此，校训应安排在怀士堂后面朝着南门方向的地方；校训也应按中山先生手迹复制，只作少许润饰。可是，当交由某书法家摹写时，他却加进自己的一些笔意，这反显不出原来手迹的苍劲。

关于校旗，问题也比较简单。当时，许多兄弟院校的校旗，多是白底红字或黑字。但大家认为，康乐园的绿树草坪，最有特色。于是，大家一致决定以绿色来书写校名。

对校徽的讨论，倒费些斟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各院校师生都是要佩戴校徽的，师生们都以佩戴校徽为荣。当时的校徽也都是长方形的小牌牌，写上校名，简单得很。中山大学学生所用的校徽，白底红字，而教师职工的校徽，则是红底白字，字迹则均用“仿毛体”。记得我在考上大学时，胸前戴上白色的校徽招摇过市，得意得很，生怕路人不知道我是中山大学的学生，觉得他们也似乎带着羡慕的目光瞥看我胸前的小牌牌。等到毕业后留校当助教，换上了红牌牌，又自觉多了几分庄重感。不过到了“文革”时期，知识分子被视为“臭老九”，戴上了校徽反觉低人一等，这时，师生们都没有戴校徽了。等到打倒了“四人帮”，知识分子扬眉吐气，有人又重新佩戴校徽。不过过了一段时间，不知是什么原因，佩戴校徽者越来越少，唯有我们最尊敬的老校长黄焕秋教授，一直把校徽戴在胸前。

在纪念校庆70周年校领导决定制定校徽的时候，采取什么方案呢？与会的老教授展开了讨论，大家都认为校徽应有自己学校的特色：中山大学已经有了七十年的历史，应该重点突出我校悠久的历史传统。经过研究，大家认为校徽以圆形为宜，应把最早校址即老中山大学的发源地“大钟楼”（在今广州市文明路）作为校徽图案的主体部分，至于如何设计、绘图，就委托团委青年美术家姚友毅老师负责。

姚老师很有才华，他在圆形校徽中央部分绘上海棠形花瓣图案，而在花瓣中心画上了“大钟楼”的轮廓，下方有“1924”四字，说明中山大学成立的时间；楼的左右两侧下方，又各有两片绿叶，象征现在的中山大学校园，是在康乐园绿树环抱之中；圆形校徽的内侧，分别以中文、英文写上校名。

记得姚老师在初稿绘成后，到我家征求我的意见。我一看，非常高兴，觉得他很能领会老师们的意图，特别很欣赏他采用海棠花形的图案。因为在广州市，老传统的房屋设计，多采用这海棠式图案的“满洲窗”；从窗口望过去，“中山楼”矗立，很具地方特色。当时，我也提出一些想法，比如，可以减少“大钟楼”下边小门；把两侧的绿叶加宽，叶的底部向楼下长廊的横线靠拢，把“中山楼”图形的垂直线和底部长廊的横线有意识地与两侧的绿叶连接起来，让人感觉到整个图案寄寓着“中山”两字的字形，似乎更具意趣。这些意见，提供给姚老师，请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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